□本报评论员赵志疆
“到2020年，各地要力争实现让每个家庭拥有一名合格的签约医生，每个居民有一份电子化的健康档案。”这是我国卫生工作的既定目标之一。日前，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行过程中，公众看病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基层出现了“接不住”“落地难”的窘境，存在“签而不约”“签而难约”问题。
家庭医生在基层承担预防保健、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诊治以及健康管理等一体化服务，堪称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家庭医生看的虽是小病，但小病却是数量最多的，针对小病进行提前预防和治疗，不仅可以避免养痈为患，而且可以实现分级诊疗，缓解大医院的看病难。对于普通人来说，签约家庭医生的好处显而易见：一旦患上疾病，迅速就能找到接诊医生，由此意味着可以享受到全程“一对一”服务，免受鞍马劳顿之苦。尽管如此，家庭医生在实践中却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不少人仍对签约家庭医生持观望甚至怀疑的态度。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家庭医生大多在社区医疗机构，不少人对医疗硬件设施和医生技术水平心存疑虑；另一方面，在那些设施相对完善的社区医疗机构，医生的日常工作压力已经很大，签约家庭医生意味着增添了额外压力，而且这种预约服务还是免费的，医生不免心有怨言。
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种悖论：条件差的社区医院，公众不愿意签约；条件好的社区医院，医生不愿意干。基于这样的背景，家庭医生虽然已推出数年，实际签约情况却并不理想。“签而不约”现象在很多地区普遍存在，虽然签约了家庭医生，但却始终不知道自己的家庭医生是谁，更不曾享受相关医疗服务，结果是签不签一个样。签约家庭医生原本是推动分级诊疗、缓解看病难的制度创新，如果任由“签而不约”现象继续蔓延，美好的制度构想不免有沦为形式的危险。正因为如此，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生计生委等6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健全签约服务收费机制，合理确定签约服务费，根据签约服务人数按年收取签约服务费，鼓励多劳多得。
不难想象，随着签约服务费的提出，医生的积极性将大大提高。在此基础上，应该加大全科医学生培养力度，给家庭医生就业一定政策优惠，鼓励全科医学生、公立医院专科医师等更多医务工作者加入签约行列；重点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机制和考核激励机制，实施绩效工资、职称晋升改革，提高医生签约服务积极性；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加强信息体系建设，实现医疗数据资源共享与远程医疗服务。家庭医生面向家庭和社区，致力于为基层民众提供长期签约式服务，由此不仅有助于及时为基层民众送上医疗服务，同时也有助于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而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医疗改革的一大着力点。解决了“医生不愿干”的问题后，接下来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化解“公众不愿签”？
公众的顾虑不仅仅在于对社区医疗机构缺乏信心，更在于对整个诊疗过程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因此难免会担心利益受损。免费签约，公众尚且顾虑重重，收取签约服务费后，公众必然会对家庭医生的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在科学制定家庭医生考核标准的过程中，理应赋予公众足够的话语权，因为他们不仅是家庭医生服务的对象，更是购买服务的出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医生“愿意干”固然重要，公众“愿意签”同样不容忽视。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家庭医生才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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