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对我国社会的一场大考，也是对我国医学人才培养的一场大检阅。我们应认真总结，进一步完善医科人才培养的理念、策略、体系和模式，加快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创新，为健康中国建设培育具有家国情怀的高素质医学人才队伍和创新拔尖领军人才。

　　疫情大考给我国医科建设提出新课题

　　随着传染病总体发病率的下降，全球医学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普遍认为传染病已经被人类征服，关注重点也逐渐转为肿瘤、心脑血管病、代谢性疾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即便是经历了SARS、禽流感、埃博拉等传染病的流行，全球医学界也仍然过于乐观。在此背景下，从事感染、重症、急诊等专业的医护人员数量少、缺口大，疫情来临时，我们不得不依靠大量非上述专科背景的临床医护人员奔赴前线。但是，他们普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传染病防控和危急重症救治培训，加之早期防护物资缺乏，使他们在疫情防控过程中被感染的风险增加。国际medRxiv预印平台一项研究显示，在初期对新冠病毒认知同样不足的情况下，武汉一家综合医院传染病科、呼吸科和重症监护室几乎没有发生医务人员感染，而非直接相关科室却成了医务人员感染的重灾区。这次疫情也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和提升医务人员应对重大突发传染病的防控和危急重症救治能力。

　　同时，医务人员的精神心理应对能力也值得关注。一项调查显示，92.7%的受访护士在武汉开展新冠肺炎救治工作时出现过不良情绪反应；中山一院支援武汉重症救治的医护人员中，约40%存在失眠、焦虑、抑郁等明显的心理问题，无感染或重症专科背景的群体发生率更高。医护人员产生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担心被感染，因传染病防控及危急重症救治能力不足而出现技能恐慌等。这与医生护士培养过程中精神心理教育被忽视、大多数医院无精神心理科不无关系。

　　多学科交叉融合协作机制需要完善。近年我国医改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主要集中在医疗层面，公共卫生短板仍然明显，人才吸引难度大、高层次人才流失严重。一方面，公卫领域的高校教师缺乏研究和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实践经历，与临床医生也少有合作。而另一方面，临床医学人才培养过程中，也缺乏公共卫生、传染病、全科医学的系统教育与实践。此外，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药学的协作研究机制还有待完善，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信息科学等非医学学科的交叉融合就更显不足。

　　　新时代要注重培育“医学+X”创新拔尖人才

　　新冠肺炎疫情提示我们，要强化医学人才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医学人才培养要完善教学理念、课程体系及教育教学方法，将公共卫生教育有机地融入临床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住院医生和专科医生规范化培训等医学教育全链条中，强化医学人才传染病防控、危急重症救治和精神心理应对能力的培养。

　　要培育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的复合型领军人才。临床医学博士+公共卫生硕士培养模式（MD+MPH）在发达国家医学教育体系中较为成熟，实践证明，具备临床医学及公卫背景的复合型医学专业人才往往能够更好地胜任临床医疗、卫生政策决策和领导者的角色。可结合我国国情，研究与探索MD+MPH培养的中国模式。

　　要培育临床医学+基础医学（MD+PhD）的医学科学家。医学院校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大多无临床医学背景，难以以临床问题为导向开展探索疾病本质与规律的医学基础研究。另一方面，临床医生缺乏基础研究训练，不善于进行转化医学和精准医学的前沿探索，难以为疾病的诊治提供创新性的新理念和新思路。可从临床医生中选拔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探索MD+PhD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既懂临床又懂基础研究的医学科学家。

　　要培育“医学+X”创新拔尖人才。综合性大学应把握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信息科学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机遇，探索医文、医理、医工交叉融合的“医学+X”创新拔尖人才培养模式，从有志献身医学的非医科优秀本科毕业生中，选拔进入临床医学培养体系，将多学科基因注入医学。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体制机制、建设优秀师资队伍是实现医科人才培养的关键。如何促进医教协同，协调理顺综合性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公卫学院、药学院及其他非医学学科之间的关系，打造优秀的师资队伍，是实现医科人才培养的根本，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大考是我们医学人才培养的大检阅与试金石，给我们带来了医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新思考，必将促进我国医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相信在未来，我们一定能够培养出大批能肩负起“医病医身医心，救人救国救世”重任的医科人才来守护人民健康。（作者：肖海鹏，系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