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崔庆余，1929年10月出生在淮阳县北小关的一个农民家庭；1947年10月入伍，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屡立战功；1952年年转业地方，先后在淮阳县城关卫生院、搬口卫生院工作，1963年任鲁台镇卫生院院长，1989年12月退休。

崔庆余任鲁台镇卫生院院长后，该院先后被评为全省、全国卫生先进集体。2001年，他被河南省委评为“全省离退休干部发挥作用先进个人”，2010年被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2001年、2004年被河南省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前不久，周口市市委做出向崔庆余同志学习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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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淮阳县城的民众再次被崔庆余的事迹所感动：崔庆余的遗孀左云英老太太病重，需要住院治疗，可是由于崔庆余生前助人无数，家里只有2750元现金和他8月份的退休金。淮阳县人民纷纷慷慨解囊，崔庆余老人一生救死扶伤、乐于助人、奉献爱心，这样的好人怎能让他的遗孀困于贫苦。淮阳县自发地掀起了为崔庆余遗孀募捐的活动，仅在卫生系统就募到善款14万元。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崔庆余是何许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群众去关爱他的家人。这要从他的奉献说起。他1947年参加革命，扛过枪，打过仗，是个老军人；他1949年入党，一心为公，乐于奉献，是个老共产党员。他1952年转业回到淮阳县卫生院，救死扶伤，仁心仁术，是个老大夫。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学个针灸，让战友别恁疼”

1929年10月，崔庆余出生在淮阳县北小关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47年，18岁的崔庆余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部队转战南北，先后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屡立战功也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1951年，崔庆余所在部队接到铺设川藏公路的任务。22岁的崔庆余因为干活拼命，被同事们称为“拼命三郞”。

然而，在如此艰苦年代，即使身体再强壮，也有可能被累垮。崔庆余因为劳累过度患上了肺炎。由于病情反复，崔庆余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月，病情稍有好转，闲不住的崔庆余就想帮医护人员打个下手，照顾其他受伤的战友。当时医院缺少药物，很多受伤的战士一直在痛苦中煎熬，每个病房都能听到受伤战士痛苦的呻吟声，崔庆余想：“战友疼得唉唉叫，我咋样能帮到他呢？”

就在这时，崔庆余发现医院里有个老大夫可神了，他能靠几根针就让战士的疼痛缓解，但是一个医生管不了全员的病人。于是崔庆余选择了针灸这一技术：“我也学个针灸，让战友别恁疼！”崔庆余一有空就跟医生请教扎针技术与技巧。为了练好扎针技术，他常常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有几次，还把自己给扎晕了。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与苦练，崔庆余慢慢的上了手，有时还能为前来治疗的患者扎上几针缓解痛苦，不少战友都说他是久病成良医，喊他“崔大夫”，这一称呼跟着崔庆余走过春夏秋冬，直至死亡。

“医院要把管理放在首位”

1952年7月，崔庆余转业到地方，先后在淮阳县卫生院，搬口乡卫生院工作，1963年，刚从搬口乡调回淮阳县卫生院的崔庆余主动要求去鲁台镇卫生院工作。

鲁台镇距离县城30多公里，是淮阳县城最远的乡镇之一，而鲁台镇卫生院的人员配备和医疗环境也是全县倒数。当时该县医疗机关班子成员研究，让谁去担任院长谁都不愿意去。崔庆余却自告奋勇地向组织说：“如果组织相信我，我去！”组织当时也知道崔庆余的难处，崔庆余曾在原搬口乡医院任职时，孩子出生两个多月后他还不知道，刚回到城里工作，家里才有个温暖的窝儿，这次又要去最偏僻乡镇任职，组织打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但是崔庆余态度很坚决：“我是共产党员，是革命战士，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面对崔庆余坚定的决心，组织只好同意让崔庆余到鲁台镇卫生院任院长。

崔庆余到鲁台任职后，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鲁台卫生院只有18间房屋，医护人员只有17名。这17名医护人员大部分都不是科班毕业，医疗水平有限。面对这样的窘境，崔庆余没有抱怨一句，他拿出了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拿出了革命战士不怕吃苦不怕受累的拼劲，开始在鲁台镇进行走访调查。

经过两个多月的调研，崔庆余初步摸清了医院的基本情况、人员的思想状况，了解到卫生院医疗技术水平：一是人员思想和组织涣散；二是诊断技术低下，治疗水平不高；三是缺乏技术协作精神，各自为政。于是，他从“政治学习”与“业务提升”两方面入手，开始了狠抓医院管理工作。

每周一、三、五晚上，组织大家进行政治学习，做到“讨论问题不放空炮，商量内容不走过场，落实决策不能走样”，以解决人员思想和组织涣散问题；每周二、四、六晚上学业务，对流行病、多发病、常见病的治疗方案，让医务人员各抒己见，沟通交流，解决诊断技术低下、治疗水平不高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尔后公社化的岁月中，崔庆余还组织各生产大队卫生员，每月集中进行两次培训，安排专人传授专业知识和技术学习。此举很好地解决了各大队卫生员缺乏技术协作精神、治疗水平低的问题。鲁台镇现在还有很多人感谢崔庆余，王奶奶就是很明显的受益人，她说：“60年代，农村女性大多在家生产，遇到难产只能听天由命，有句话说‘儿奔生，娘奔死’。我娘生我弟的时候就是胎位不正，要搁以前就可能一尸两命。多亏了崔院长专门培训乡里的接生婆，俺娘和俺弟才保住了命。”

随着这些措施的推行，鲁台镇卫生院医护人员治疗水平越来越高，治疗能力越来越强，其口碑越来越好，患者越来越多。

崔庆余接手时，在全县倒数的鲁台镇卫生院经过两年多开展有针对性的技术技能培训，整个医院治疗水平一跃而起，在全县名列前茅，在当时周口专区医疗行业中也成为佼佼者。后来，各种交流会、研讨会、参观会陆续不断，全县乃至全市医疗单位都纷纷前来参观学习。鲁台镇卫生院在治疗当时较为流行的脑炎病、疟疾病等病种方面成绩最为显著。就这样，经过逐级推荐与评比，最终鲁台镇卫生院先后被省、国家评比卫生医疗先进单位。崔庆余总结经验时说：“抓管理就得抓管理，必须把管理放在首位。”

“我要站在防疫灭病的最前线”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崔庆余一直奋战在医疗卫生的第一线，他把最宝贵的人生年华，献给了农村的灭病防疫事业。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要站在农村防疫灭病的前线、最前线，为农民群众谋福利。”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百日咳、伤寒等疾病发病率高，严重威胁农民的身心健康，防疫灭病成为基层卫生院的头等大事。那些年，崔庆余更多的时间是蹲在乡村，没日没夜地给群众发药、打预防针。鲁台镇的角角落落都留下过崔庆余的脚印。现在，淮阳倒栽槐附近四五十岁的人，没有不熟悉崔庆余的，当年，崔庆余像捉迷藏一样，满村找着“逮”住他们服药或打针。

1965年5月，麦收前夕，崔庆余和韦学堂在倒栽槐刘寨村打预防针，他们半夜“出击”，把人堵在被窝里，折腾几宿，两眼都熬红了，才完成30多人的注射任务。由于群众对防疫工作认识不够，觉得没病打针挺可笑，因此防疫防病工作进度缓慢，崔庆余很着急。他想个办法，找到一个叫赵连备的13岁少年，让他夜里帮助敲门。这晚，他们来到村民尚进贤的代销点，拍拍门，里面没人应。

崔庆余让赵连备拍着门喊：“进贤叔，我买烟哩！”尚进贤打开门，崔庆余这才能进门，给他的儿子打了预防针。临走，崔庆余对尚进贤说：“打了针就不得伤寒病了，这是好事，给群众说说，不要害怕……”这才慢慢的打开局面，让防疫工作顺利进行。

疟疾，在70年代末一度呈现泛滥态势，群众谈之色变。预防疟疾成了当时农村卫生工作者的主战线。崔庆余再次实践了他要站在农村防疫灭病最前线的诺言。这个实践，是他从研究蚊子开始的。在鲁台，崔庆余伺弄蚊子曾被传为佳话。

蚊子是传播疟疾的罪魁祸首。预防疟疾，除了服药以外，还要最大限度地灭蚊，缩小、切断传染源。为了提高灭蚊效果，崔庆余就研究蚊子的种类、繁殖规律和生活习性，探究灭蚊的最佳条件。

鲁台卫生院的人都知道，崔庆余经常找来几个玻璃杯，装上水，把逮来的黑斑蚊、库蚊等分类放进去，然后蒙上纱布，放到阳光下观察。一年、两年、三年。天长日久，崔庆余慢慢发现，蚊子一般是在4月上旬开始产卵，一只蚊子一次最多可产卵200多个，生成像针尖一样大小的孑孓（蚊子的幼虫）；在7、8月份，蚊子从产卵到长成仅需一个星期；库蚊趴伏时肚子是平行的，按蚊趴伏时肚子是倾斜的，按蚊不喝血不产卵……于是，崔庆余得出结论：灭蚊的最佳途径就是根据蚊子的产卵周期，杀灭蚊子的幼虫即孑孓。

崔庆余把他的研究成果很快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每逢进村，他哪里脏哪里臭就偏往哪里去，挨家挨户看粪坑，发现灭蚊条件的，他就立马作业，组织灭蚊。有一年夏天，他下村发放药品时，经过一个坑塘，塘里水质暗黑，浮着气泡，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崔庆余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急忙返回鲁台，自己掏钱买了一桶柴油，泼到那个大坑塘里。过后，他给别人说：“治了那个坑塘，附近村的蚊子就少多啦，对防疫灭病工作有利。”

“医生就要为群众治病”

在管理医院，防疫灭病的同时，崔庆余一直坚持自己作为医生的老本行，他兜里时常装着消毒好的银针，走到哪里就为群众服务到哪里。

黄大爷说起崔庆余，也是感激不尽。当年崔庆余初任鲁台镇卫生院院长时，去了黄庄调查得知，他的母亲黄大娘已经偏瘫卧床两个多月了，老父亲又患有肺病，一家人两个病号，整个家庭愁云惨淡。崔庆余知道此事后说：“我是乡医院的，带的有针，给大娘扎几针试试，不要钱。”从此崔庆余每天来扎针，风雨无阻，针灸半月以后老母亲居然可以自己翻身了。

有一天刮着北风，下着小雪，崔庆余顶风冒雪地来到黄大娘家。黄大爷现在还能记起当时的场景：“崔院长穿的也不厚，冻得哆哆嗦嗦，进门之后手都僵了，摸出针也拿不住。他还可不好意思，一边可劲的搓手一边说我暖暖手就给大娘扎针。俺说给他点个火烤烤手，他咋都不干。他这人咋这么好呢！”崔庆余很快就开始给黄老太扎上针，黄大爷的老父亲对他兄妹三人说：“崔大夫是好人哪，你们都给我跪着崔大夫，他今儿个啥时侯起针，你们啥时站起来。”黄大爷兄妹并排脆在崔庆余跟前，崔庆余哭着说：“大爷，我叫崔庆余，是乡医院的院长，当医生就是给咱老百姓治病的，你们要是这样以后我咋再来呀！”说着崔庆余把他三个一一拉起来。黄大爷提起此事还感激不已，崔庆余的善举为他家带来了希望和健康。

像这样治病救人的事例多不胜数，谢庄有个姓刘的老大娘患腿疼病多年，长年卧床不起，崔庆余知道后，经常利用晚上时间上门为刘大娘治病。刘大娘一家很不好意思：“崔院长，你白天忙一天了，晚上还走这么远来给俺看病，俺心里过意不去。”崔庆余则说：“谢庄距离俺医院只有2公里，俺晚上就当是散散步。”就这样，崔庆余坚持为刘大娘针灸治疗，经过一年多的精心治疗，刘大娘开始能下床拄着拐杖走路了，恢复行走能力的刘大娘，为了少给崔庆余添麻烦，自己拄着拐杖前来医院接受治疗，最终刘大娘扔掉了拐杖，自己完全能走路了。

为感谢崔庆余多年来为自己的精心治疗，刘大娘拿四个鸭蛋感谢崔庆余，崔庆余说啥也不要，见刘大娘生气，此时崔庆余只好先收下，而后让老伴左云英拿五毛钱装在刘大娘兜里，刘大娘同样是说啥也不要，最后左云英说：“你不要这五毛钱，说明我没有完成任务，老崔肯定吵我。为了我不挨吵，刘大娘您还是拿着吧！”刘大娘听到这话，又看左云英似乎是哀求的口气，她只好收下这五毛钱。

多年来，崔庆余始终坚持治病救人，有些群众慕名前往他家治疗，到了饭点，他都会留病人吃饭，谁要是给钱酬谢，他跟人家红脸，他常说：“共产党员就该这样。”

直到1989年退休后，崔庆余仍奋斗在医疗的第一线，始终坚持为群众看病。人们敬慕他的高尚医德和精湛技术，纷纷前来求医，不仅附近的村民找他扎针治病的络绎不绝，连周边县市的病人也来求助，甚至还有慕名而来的安徽界首病人。崔庆余不但不收病人一分钱，还经常留路远的群众在家吃饭。他这种不计酬劳的付出，让很多人不理解，有人问过他：“崔院长，你咋不歇歇，整天这样累不累？”崔庆余却说：“群众有病咱就得看，他们好了，我心里高兴。”

崔庆余的老家位于风景秀丽的龙湖岸边。儿孙们都想让离休的崔庆余回城里开个个体诊所，挣个活钱花销，反复跟他商量，他怎么也不肯。他说：“钱多钱少咋个衡量？我现在有退休金，国家给我开着工资，我就得为人民服务。鲁台是个偏远乡镇，那里更多老百姓需要我，我不会离开鲁台。”

有人觉得崔庆余不食人间烟火，有点不近人情，说他“傻”“神经”“不值”“不会混事儿”。其实他这种超凡脱俗的思想境界和行为方式，正是一个共产党人完全、彻底地履行党的宗旨的体现。他全然不在乎这些来自世俗的讥讽。他时刻牢记的是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如何履行在鲜红的党旗下对党和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崔庆余始终敬党爱党、坚定不移地跟着党走、忠诚于党的事业。2016年7月，病重的崔庆余将仅有的1万元积蓄作为自己的最后一次党费交给组织。在他心中，党员的称号比山重，党员的内涵比海深。

与崔庆余打交道30多年，后来接任鲁台镇卫生院院长职务的韦学堂说：“ 一个人做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也许能做到，但做几十年的好事的确不容易。而崔庆余这个人却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只说实话，不说假话。他不为名不为利，不唯官不唯权，深入群众一心为人民，一心为病人。崔庆余的思想品质，敬业精神，工作作风，特别他那宽阔的胸怀，对人民的爱，对病人的情使我永生难忘。”这将是鲁台镇卫生院始终恪守的准则，也是淮阳县、周口市乃至全省医疗工作者心中不朽的丰碑、前行的榜样！